姓氏名号概说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1-12-06 10:14:57

姓氏名号概说

 

我们读明清小说,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描写:两个好汉相遇,先在马上作揖抱拳,询问对方姓名,对方便答一句:“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就这样透着硬气、骨气,报出自己的姓氏名号。从古至今,无论东方西方,姓氏与名号一起,作为识别一个人的符号,具有不可缺少、不可代替的重要性。

所谓姓氏,是个人所生家族的符号,许许多多姓氏的产生、演变、发展都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自中世纪,最远的可以追溯到古希伯来(圣经姓氏)、希腊和罗马帝国时代,最迟的如法国和东欧的犹太人,直到19世纪初才有了姓。而我国的姓氏,却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它们世代相传,一直绵延到今天。有些专家认为,中国的姓早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出现,只是没有文字记载。比较肯定的是,姓在母系社会即已出现。“女”、“生”两个字合起来是“姓”字,说明当时姓是标志每一个人的母系的。如“姜、嬴、妫、娄、姚、姒、姬”等我国出现较早的姓都带有“女”旁。可见,“姓”发生于母系氏族社会,由同一个老祖母传下来,主要起着“明血缘”、“别婚姻”的作用。同姓不可通婚,以避免“近亲繁殖”,保证氏族的人种健康兴旺。因此,“姓”实际上比父权的家庭出现得更早。表示妇女世代相传的血统关系,由女性方面决定。

 “氏”是“姓”的分支,出现较晚,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正如《通鉴外纪 注》中所说的:“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氏最初是表示部落支系的居住地,往往借用图腾、徽号或地名作为标志。男子称“氏”,氏随着父亲而来。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的英雄人物的称号亦为“氏”,例如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等。起初,“姓”原是比“氏”更大的概念。是整个大部落的标记;而“氏”,从属于“姓”,是指较小的、派生的氏族。皇帝轩辕氏即属于姬姓部落。根据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1962年版)的说法,轩辕即为“天鼋”,也是一种图腾。炎帝神农氏属于姜姓部落,神农氏的母亲叫“女登”,创始农耕。此外,虞舜出自姚姓,夏禹出自姒姓等等。作为“姓”的分支——“氏”则往往以国、以爵、以宫、以谥、以邑、以姓、以字、以族系为氏。文献记载,姓氏萌生于人类早期生存的原始部落中,所以姓氏的源头,常常带有远古神话传说的神秘色彩,其中既有“自我作古”的成分,更有牵强附会的误传,甚至有些历史人物为抬高身价而伪造世系。原来,姓起于女系,氏起于男系,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以男姓为主体,故姓亦改从男,氏则为女子家族所用。据明代学者顾炎武研究,到汉代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才把姓氏合二为一,所以,汉代以后“姓”与“氏”已经不再区分。

例如《通志·氏族略·序》这样解释姓氏:“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

据初步统计,中华民族古今姓氏的总数有6300多个(《中国姓氏记编》5730个;《中华姓符》6363个),当前存在的姓氏约有3100多个。从大的方面讲,姓氏的起源大概有五个方面:

一是以母系姓为姓氏,现有的一些古姓如嬴、姬、姚等都从女旁,表现出对母亲的无限崇拜;

二是以图腾为姓氏,如姜姓从羊,羊可能是姜姓氏族的图腾。此外如马、龙、桃、李、云等姓,都可能是一种图腾的标志;

三是以封国、采邑为姓氏。如秦、楚、燕、陈、曹等,受封诸侯的子孙往往用他们祖先的封国为姓氏;

四是以官爵、职业为姓氏。司徒、司马、司空、司寇、陶等,这些官员及工匠的后代,以自己先人的官职和职业为荣耀,就以这些官职为姓氏;五是以祖先的族号、谥号等为姓氏。如唐、虞、夏、商、殷、周等。

我国远古时期姓氏开始萌芽。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上发现绘有鸟、蛙的图像;在仰韶文化的彩陶器上还有人面、人首虫身等图像;在六千年前的半坡彩陶器上,除了人面鱼纹等图饰外,往往刻画有很多简单符号,根据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见《奴隶制时代》245页)中的观点,这些符号可能是族徽姓名之类。

《管子·君臣篇》中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配匹之合,兽处群居。”《白虎通·卷一》也说:“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太古时,母权制占优势,稳定的对偶婚和父权制的一夫一妻家庭还没有出现,因而世系的计算只能从母亲方面得来。凡在一个氏族名下的全体成员,都出自一个共同的母系祖先,有着血缘亲族关系。原始的“姓”——氏族称号的功能,就在于维持这一“姓”的全体氏族人员的共同世系,借以把各氏族区分开来。

最早得“姓”的有姜、姬、嬴等姓。神农氏炎帝是姜姓部落的始祖,生长在姜水(今陕西岐山的东面)附近,姜姓是古代羌人的一种,其苗  裔有烈山氏、共工氏等。四岳是姜姓发展下来的胞族,后代有齐、吕、申、许四个分支。黄帝是姬姓部落的始祖,生活在姬水附近,又号轩辕氏。据《国语·晋语》载:“凡皇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藤、箴、任、荀、僖、、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皇帝,故皆为姬姓。”这一传说表明,二十五子后来发展成十二个胞族,即十二个“氏”。伯益是嬴姓部落的始祖,生活在渭水上游。伯益的后裔,有秦氏、徐氏、氏、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赵氏,即嬴姓十四氏。此外,伏羲氏太昊是风姓部落的始祖,其后有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鸠氏、    鸠氏、爽鸠氏、鹘鸠氏、还有“五雉”和“九扈”,共二十四种,表示风姓的后代有二十四个氏族。高阳氏颛顼,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    檮戭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桤。”所谓八子,当是八个氏族。颛顼的后裔为祝融。据《国语·郑语》记载,祝融八姓,即己、董、彭、秃、、曹、斟、芈。这八氏也是从高阳氏的八个氏族发展而来的。高辛氏帝窖是子姓部落的始祖,其后也有八个氏族。“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其中,前四个氏族为一个胞族,后四个为另一个胞族,来源于两个姊妹氏族。帝窖又名俊,也就是传说中的帝舜。其后最著名的是有虞氏。传说商朝的始祖契,子姓。舜子商均,居地在今河南商丘,后发展为商朝,也是帝喾的后代。

 

先秦时期姓氏形成。《左传·隐公八年》有一段文字,阐明了姓和氏之间的关系:“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意思是说:天子建立诸候,根据他们的出身而赐给姓,又分封土地而称氏。诸候以字作为谥号,后人便作为族号;担任宫职而世代有功的人,就以宫名为族号。此外也有以采邑为族号的。在这里,族号就是“氏”。   

夏代的姓氏,据《史记·夏本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氏,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商代最大的族姓,见于文献记载的有二十余支。《尚书·盘庚》总称为“百姓”。商代只有贵族才称姓,因而最初所谓“百姓”就是指的全体贵族。《史记·殷本纪》记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氏,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商朝非近亲同姓可以通婚。

周初,武王弟康叔爱封为卫侯,分到了“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 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周公长子伯禽受封于鲁国,分到了“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可见殷商旧有姓氏并不很多。先秦的姓氏,跟封建宗法制度有密切联系。一般来说。贵族有姓氏,一般平民和奴隶只有名字,没有姓氏。周代贵族之中,女子称姓,男子称氏。这是因为,“姓”用来“别婚姻”,“氏”用来“明贵贱”,两者的作用不同使然。

顾炎武从《春秋》中考证了周代的二十二个主要姓。周天子及其同姓封国如鲁、晋、郑、卫、燕、虞、虢、吴、随、巴等公族都是姬姓,异姓封国如齐、申、吕、许等贵族是姜姓,秦、徐等国是嬴姓,楚国是芈姓,殷人后裔的宋国是子姓,夏人后裔的越国是姒姓,传说中虞舜后裔的陈国是妫姓。

周代同姓不可通婚,因此贵族妇女的姓比名更为重要。待嫁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区别,则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表示排行。例如孟姜、伯姬、仲嬴、叔妫、季子。出嫁时,在姓上冠以自己所出的国名或氏。例如齐姜、晋姬、秦嬴、陈妫。嫁给别国的国君,在原姓上冠以丈夫受封的国名;嫁给别国的卿大夫,则在原姓上冠以丈夫的氏或邑名。例如,孔圉妻原姓姬,称为孔姬;棠公妻原姓姜,称为棠姜。

“氏”的情况,比“姓”更为复杂。过去认为,诸侯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如郑文公郑捷,蔡庄公蔡甲午,宋成公宋王臣、齐灵公齐环等等。而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原姓篇》中认为周代国君元氏,不称氏而称国。至于诸侯的子孙在称谓上有一套规定,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以其祖父的字为氏。卿大夫及其后裔,则往往以受封的邑名为氏,例如晋国的韩氏、魏氏、赵氏、范氏、知氏。有的以所居的地名为氏、例如东门氏、北郭氏、南宫氏、百里氏。也有以官名为氏的,例如史氏、卜氏、祝氏、司马氏、乐正氏;以技艺为氏的,如陶氏、甄氏、籍氏。还有以祖先的字或谥号为氏的,例如:儒家圣人孔丘为宋公孙嘉之后,嘉字孔父,所以孔丘姓子氏孔;仲孙阅是鲁公子庆父之后,庆父字仲,所以他的后代为仲孙氏;庄辛是楚庄王之后,所以庄辛为芈姓,以庄王谥号为庄氏。

应当注意的是,先秦时期称呼贵族妇女,可以在本姓下面加“氏”字。例如骊姬被称为姬氏,敬嬴被称为嬴氏,武姜被称为姜氏。在这种情况下,“氏”之前的称呼为母系的姓,不是父系的氏。“氏”在这里的用法,与先秦古籍中常见的“母氏”、“舅氏”、“伯氏”中的“氏”的用法相当。在有些情况下,“氏”与“族”是同义词。例如《战国策·秦策》中说:“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这里的“族”就指“氏”。

先秦时期“姓”是固定不变的,“氏”却可以经常改变。特别是诸侯或卿大夫等贵族阶层,父子往往同姓不同氏,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可有不同的“氏”。“氏”的这些复杂变化,往往反映了贵族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势的起落消涨。如《左传》记载晋国有位大夫前后有十种称谓:会、士会、随会、范会、士冬、随季、范季、武子、随武子、范武子。“会”是他的名;其祖先曾经担任过“士”,以职务为氏;“季”为排行;“随、范”分别为这个大夫先后受封的采邑名,以封邑为氏;“武”则是他的谥号。又如,法家人物秦国的商鞅,又称卫鞅、公孙鞅,因为他的采邑在商山,他又是卫国公室的子孙。

所以说,先秦时期特别是周代“姓”与“氏”分得很清楚,并且“氏”还很不稳定。周代贵族男子的全称,有姓、氏、名、字四个部分。据说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命名,男子二十岁举行冠礼(结发加冠的成年礼)时取字。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两者相连称呼时,字在前,名在后。例如:百里(氏)孟明(字)视(名);公孙(氏)孔父(字)嘉(名);笔者本人如果生在周朝,则可称呼为嬴(姓)秦(氏)形奋(字)力(名)。

周代贵族女子的全称,有排行、姓、字、名四个部分。排行为孟(伯)、仲、叔、季等,最后往往不称名而加“母、女”等称谓,例如:仲(排行)(姓)义(字)母,季(排行)姬(姓)牙(字)女。有时省略其中一两部分,例如:姬原母,帛女。

在商周时代的封建宗法制度下,氏族是王朝的基本政治组织形式。氏族的兴衰存亡,反映着阶级斗争的各方面情况。春秋阶段,“氏”的变迁非常频繁复杂,新兴的“氏”不断产生,已有的“氏”经常更替。随着周王室封建宗法关系的崩溃,旧有氏族日趋瓦解,到战国阶段,姓氏的体系极为混乱。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姓”和“氏”的差别已经微乎其微了。

 

到了汉代,我国的姓氏体系基本上确立了下来。“姓”和“氏”合二为一,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可以有姓了。顾炎武《日知录》认为:“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史记》始混而为一。”

西汉史游《急就篇》列举了132个姓,每个姓下面加两个字(复姓则加一个字),成为三字句:“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

东汉初年班固在《白虎通义》中专门讨论了姓氏问题。东汉末年,王符《潜夫论·志氏姓第三十五》和应劭《风俗通·姓氏篇》都收录了当时的数百个姓氏,并注明了来源。从这两部东汉文献看来,当时常见姓氏共约六百多个,大致分为九类:

一是以祖先的族号为姓氏,如唐、虞、夏、殷;

二是以赏赐的爵位为姓氏,如王、公、伯、侯;

三是以分封的国名为姓氏,如秦、齐、鲁、卫;

四是以担任的官衔为姓氏,如司马、司空、司寇;

五是以贵族的谥号为姓氏,如武、宣、穆、庄;

六是以居住的地方为姓氏,如城、郭、园、池;

七是以从事的工作为姓氏,如陶、匠、巫、卜;

八是以亲属的排行为姓氏,如伯、仲、叔、季;

九是以职务的称号为姓氏,如三乌(大夫)、五鹿(大会)。

此后一千多年间,产生了许多专门的姓氏辞书。如南朝·宋何承天《姓苑》十卷;南朝·齐 王俭《姓谱》二十六卷;唐代张九龄《姓源韵谱》一卷,林宝《元和姓纂》十八卷;宋代王应麟《姓氏急就篇》二卷,邵思《姓解》三卷,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明代陈湘《姓林》五卷,陈士元《姓  》十卷,夏树芳《奇姓通》十四卷,凌迪知《万姓统谱》一百四十六卷;清代陈廷炜《姓氏考略》一卷,黄本骥《姓氏解纷》十卷,张澍《姓氏寻源》四十五卷;现代陈明远、汪宗虎《中国姓氏大全》,慕容翊《中国古今姓氏辞典》等书对于人们查考姓氏的读音、字形、来源、演变、分布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汉代以后,出现了姓氏的族谱和家谱。220年,魏王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度。这是汉代察举制度的发展。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在朝廷中选定一些大族名土的官员,按照各自的籍贯,兼任本州郡的中正。中正负责察访散居各处而籍隶本州郡的士人,主要根据家世,定为上上至下下九品。这个办法是魏晋南北朝到隋代科举制度出现以前朝廷选拔宫员的重要制度。九品中正制对于维护士族门阀起了重要作用。由此产生了宫方主持制订的家族谱系,如东晋制订的《百家谱》。晋孝武帝时,贾弼之祖孙三代传谱学。其《士族谱》抄本藏于宫府,由专人掌管。并且有谱学专家来鉴别真伪。梁武帝依据《士族谱》和《百姓谱》(宋·刘湛著),改定成《百家谱》八十卷。东南士族另立一部,确认了南朝百家士族和东南当地士族的谱系。

北朝也崇尚士族门阀,严格划分士家等级。北魏孝文帝曾说过:“凡此定姓、族者皆列具由来,直拟姓、族以呈闻,腾当决姓、族之首末,……于是升降区别矣。”他还规定,鲜卑皇族只能与同族八姓门阀以及汉族山东四姓联姻。《新唐书·柳冲传》记载:“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弟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当时,山东士族崔、卢、王、郑起家于东汉末年的经学世家,号称大姓。

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十二年正月将重新修订的《氏族志》颁行天下,其目的在树立关陇亲门阀,压抑山东旧士族。该志共收氏族293姓,1651家,分为上、中、下三则,每则又分为上、中、下三等,共计九品。正如清代学者钱大昕所说:“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唐宋重进士科,士皆投牒就试,无流品之分。而唐世犹尚氏族,奉敕第其甲乙,勒为成书。”

《氏族志》是官修的姓氏谱系,为士族大姓高贵门阀的凭借,而庶族小姓不入士流。历代庶族地主为了抬高身价,往往攀龙附凤,杜撰身世,侧身士流。这种风气从魏晋开始。直到唐代,依然未息。

唐代林宝编纂的《元和姓纂》十八卷,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该书先列皇族李氏,其余姓氏按照唐韵206部的顺序排列。每韵之内,以大姓为首。每姓各载受氏始祖之源及诸家分支谱系,尤其详细地列举了唐人姓氏。宋代郑樵的《通志·氏族略》中经常引用《元和姓纂》的原文。但原书巳佚,今本《元和姓纂》是清代孙星衍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的。

近千年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百家姓》,据传是北宋钱塘(今杭州)一位老儒所编。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版本是元代至顺年间(约1330年)刻本《事林广记》中收录的《百家姓蒙古文》,就是用八思八字注音的《百家姓》。“百家”泛指多数。《百家姓》最早版本收411个姓氏,现存版本收504个姓氏(共中单字姓444个、双字姓60个),该书的明、清刻本,文图并茂。每页上方有图,画有名人,标有姓名、郡望;下云把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读来琅琅上口,便于记忆诵读,因此流传久远,成为著名的童蒙课本。《百家姓》以宋朝皇帝“赵”姓开头,表示“为尊国姓也”。其次为吴越王钱  之姓,以下第三至第八为后妃之姓。其排列次序从侧面反映了宋朝初年几大家族的权力分配情况。

明朝洪武年间(约1380年)吴沈根据全国户口黄册编纂了《千家姓》,共收集1968个姓氏,以“朱”姓开头。可惜此书已散佚,世间流传的仍为《百家姓》。

清朝康熙年间(约1700年前后)又编纂了《御制百家姓》,由于不收皇帝的满族姓氏——爱新觉罗,就以圣人的“孔”姓开头。这是因为清代提倡“尊孔读经”的缘故。

 

值得注意的是,从我国姓氏文献的记载中还可以直观地看出我国各民族大融合的情况。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兄弟民族在接受汉族文化的同时,也主动使用了汉族姓氏。如汉代匈奴首领单于家族为挛氏,奴隶主贵族还有呼衍氏、须卜氏、兰氏。东汉时,入塞匈奴有十九种,接受汉文化较深,于是匈奴人纷纷采用汉语、汉字,改用汉姓。呼韩邪单于的子孙,至魏时改姓刘,匈奴贵族改汉姓的有呼延、卜、兰、乔四大姓。

北魏孝文帝在鲜卑族人汉化基础上,进一步把各部落的复姓改为音近的单字汉姓,如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贺楼改为楼,勿忸于改为于,纥奚改为嵇,尉迟改为尉,达奚改为奚。皇族近亲九姓,与元姓共十姓,规定从此不通婚姻。其他贵族改姓,数在一百以上,见于《魏书·官氏志》所记。其中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最贵。北魏孝文帝又规定汉人士族的门第高下,以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大姓为最高门第,与鲜卑八姓地位相等。北魏孝文帝凭借政治力量,对于汉人士族和鲜卑贵族一律规定了郡姓,同称为士族。鲜卑贵族八姓以下,士人分为九品。严格按照门第选拔人才,从而使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一样的门阀化。孝文帝还选择崔、卢、王、郑等中原大姓和陇西李氏的女子进入后宫。很多鲜卑公主也嫁给汉族大姓。鲜卑和汉族的姓氏大融合,促进了文化的高度发展。

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许多重要人物,从姓氏看来,具有鲜卑族或其他北方兄弟民族的血统,例如长孙氏、宇文氏、尉迟氏、令狐氏、慕容氏等等。元代的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写道:“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

唐朝跟突厥、回纥、西域诸国、南诏等国都有频繁的交往。当时突厥有十姓,所生子女都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突厥族的大姓,古代突厥可汗常出于此姓。阿史那氏后来归附唐朝的人,有的改姓“史”。唐太宗又封阿史那·思摩为都督,改姓李,称为李思摩。

回纥部落有九个分支,总称为“九姓回纥”。这九个姓是:药罗葛、胡咄葛、咄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  素、药勿葛、奚耶勿,又叫做“内九族”

南诏国王姓蒙,此外南诏国姓氏有孟、爨、 庄、杨、赵、段等。”后来段氏建立了大理国。

宋代,契丹族耶律氏建立辽国,女真族完颜氏建立金国。公元十三世纪,蒙古族孛儿只斤氏建立元朝。这又是一个中华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出现了许多新姓氏如萨、赛、石抹、蒲察等等。

清军入关以后,八族后裔逐渐与汉族人融合。近代满族人也往往改用汉字姓氏,如爱新觉罗氏有的改姓罗,关尔佳氏改姓关,钮祜禄氏改姓钮,那拉氏改姓那,等等。

此外,回族常见姓氏有白、马、石等。壮族常见姓氏有韦、杨、覃等。朝鲜族常见姓氏有朴、金、崔、李等。

可以说,汉字姓氏的发展史,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大融合历史的一个侧面。

 

当然,姓氏自从涎生之日起便不断发生变化,很多旧姓氏消亡的同进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姓氏。它们的字音、字形也有所改变。这些姓氏发生变化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家族在社会斗争中灭绝了,如若敖氏的后代令尹子文,担心他的侄儿若敖椒将来干坏事,会弄得若敖氏灭宗绝嗣。子文临死的时候,对族人哭着说:“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恐怕将要没有后人祭祀而在阴间挨饿了)。后来若敖氏果然因为若敖椒背叛楚国而被斩尽杀绝(事见《左传·宣公四年》)。从此,“若敖氏之鬼”就成为典故,指断子绝孙。在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年馑动乱时期,很多家族灭绝了,其姓氏自然也消亡了。

二是因为人们为了避讳免祸而改姓换氏。封建时代,君主的名字是不允许别人直接称呼的,称为“名讳”。如果有人的姓氏跟当代皇帝(或太上皇)的大名同字,就是犯了忌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解决办法只有改姓。例如,北宋名臣文彦博,家族本来姓“敬”。他的曾祖父是后晋(公元936年建国)时代的人,为了避讳后晋高祖万敬瑭的名讳,只得改姓为“文”。不久,后晋灭亡了,才敢恢复姓“敬”。可惜好景不长,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后,听说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叫赵敬讳,于是赶紧又一次改姓为“文”。从此这支“敬”姓就世世代代成为“文”姓,人存姓亡,这样的事在史书上是屡见不鲜的。

三是双字姓、三字姓为了称呼的方便,简化为单字姓。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即汉族复姓的简化与少数民族复姓的转写。

汊族复音姓氏,多半产生在商周和春秋战国时代,例如司马、公孙、欧阳、端木、诸葛等等。两千年间,这些复音姓氏只有一小部分保存了下来,而其他大部分简化为单音。如:马服氏简为马,荣伯氏简为荣,古成氏简为古,闻丘氏简为闻,赫胥氏简为赫......在东汉《风俗通·姓氏篇》所收大约六百个当时常见的姓氏中,有一百五十多个双音姓氏,占四分之一。到了北宋《百家姓》所收五百多个常见姓氏中,只有六十个双音姓氏,只占十分之一了。

少数民族所用姓氏,原先绝大多数是双音、三音,甚至还有四音姓,数量达一千多个。如“代北(即战国时赵国的雁门郡,唐代州,今山西代县附近)复姓”和“关西(函谷关以西)复姓”。战国至唐朝,代北均为鲜卑各族居住地,代北复姓即指鲜卑语姓氏译音转写的汉字姓。关西地区历史上曾经是匈奴、突厥、回纥等少数民族居住地,所以由突厥语系的姓氏译音转写的汉字姓,称为关西复姓。还有元代的蒙古族姓氏,清代的满族姓氏,这些民族使用汉语以后,也改为汉字姓。这些双音、三音的汉字复姓,大多数也改为单字姓。例如:卢浦氏简为卢,安迟氏简为安,贺敦氏简为贺,叱吕氏简为吕,石抹氏简为石,莫那娄氏简为莫......因此,复姓越来越少,现在仍在使用的不到20个,如慕容、尉迟、宇文、呼延、赫连、拓跋、叱干、长孙、贺若、斛粟等。

现代,中国人称呼姓名常用两字或三字,偶而也用四个字,但是习惯上不能超过五个字。除掉名字以外,姓氏就往往采取一个字了。从古到今,中国人“一字姓二字名”的形式始终占大多数。其次是“一字姓一字名”,再次是“二字姓和一字名”和“二字姓二字名”。现代一般来说只有这四种姓名形式,特例极少。

据统计,现代汉字姓氏,北京有2225个,上海有1640个,沈阳有1270个,武汉有1574个,重庆有1245个,成都有1631个,广州有1802个,以上七大城市共有姓氏2587个,估计全国姓氏数量在3000以上。

 

长期以来,姓氏用字存在着很多异体字。例如“邱”姓本姓“丘”,但是为避孔子名讳,清雍正三年上谕,除《四书》、《五经》外,凡遇“丘字”,并加“阝”旁,因此“丘”姓都改写为“邱”,又如“朱”姓本为“邾”,因春秋时代邾国为楚国所灭,子孙去“阝”旁为朱氏。类似的情况有:于(国)、丙( 邴 邑)、曾(国)等等。

秦始皇以前,我国的文字还没有统一,许多汉字的写法各异。秦汉以后,从篆体变为隶书、楷书、文字虽然统一了,但字形仍未完全规范化。特别是假借字很多,而且形声字的偏旁往往没有固定。所以,同一个姓氏往往有不同的写法。比如伏羲氏,《史记》写作虑戏,一作宓戏;《易经·系辞》作包牺系。风、莘、任、僖等姓,又写作凤、、妊、嬉。后又写作、厚。

现在留存下来的罕见姓氏据统计有:长孙(陕西永寿)、叱干(陕西彬县)、夜(陕西商洛)、鬲(ge)(陕西临潼)、第五(陕西旬邑)、庹(tuo)(陕西南郑)、阙(陕西杨陵)、昝(陕西扶风)、藏(辽宁锦县)、  (ya)(辽宁昌图)、轩辕(江苏泗洪)、  hu(贵州、四川)、昃(ze)(东、台湾)、si(广西合山)、尸(甘肃安徽)等等。

姓和氏经过数千年的进化,古代母系遗传下来的姓氏越来越少。现在仅有姚、任(妊)、姜三个姓氏人口较多,占汉族总人口的0.3%以上,其余的不是消失了,就是人数很少,成为罕见姓氏。相反,以氏为姓的姓,却大部分保留下来了,按人口数量排列最多的100个大姓中,有97个就源于氏。

新出现的姓氏多缘于两家通婚或过继,旨在继承两家香火。如浙江的陆费、香港的钱王、台湾的张简、广东的刘胡等均有上百年历史。

大姓人数越越来越多,小姓人数越来越少,甚至最后消失,这是各国姓氏进化的普遍规律。我国的张、王、李、陈、刘五姓人口合计达3.6亿。以世界汉族人口15亿所用姓氏3000个计算,平均每个姓氏达50万人,而汉字仅有1200个左右的音,所以我国姓名重复现象多如牛毛,明显减弱了姓名“区别个体”的本来意义,笔者希望通过创造新姓、启用废弃的大姓,移植外姓等方式(如让秦、赵等姓氏的部分人改姓嬴),使我国的姓氏能多一此,从最大程度上减少同名同姓。基于此,春夏秋冬四季,从一到十的数字等都成为姓氏。从公安部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获悉;春姓人口有2.8万人;夏姓有425万人;秋姓有2万人;冬姓有1.5万人;数字姓氏如:

一善(明代定州人,曾任蒿明县丞);

二从直(唐开元年间宫中尉);

三日八(元代云南省右丞);

四水(越王勾践的臣子);

五梁(三国·蜀汉后主朝中谏议大夫);

六十七(清代人,《洛阳杂记》作者);

七十一(清乾隆进士《西域见闻录》作者);

八十六(清乾隆时曾任江宁将军);

九十(清嘉庆时任广西提督);

十华(宋代嘉祜年间进士)。

 

 

说到中国人的名字,特别是古人和文人的名、字、别号也和姓氏一样复杂,而且大有讲究。《颜氏家训·风操》讲:“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所以古人、还有近现代部分文人有“大名”,也有“小字”、“表字”,而“字以表德”又大概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名和字意义相关。如北宋《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字存中;明朝《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字汝忠;现代语言学家王力,字了一(系拆字而得);本书作者秦力,字形奋(取《墨子》“力者,行之所以奋也”意)。

二是名和字同义。如三国时周瑜,字公瑾。瑜和瑾都是美玉;黄盖,字公覆。盖和覆同义。

三是名和字反义。如唐朝人王绩,字无功;清朝人徐退,字进之。

四是名和字基本相同。如唐朝诗人李白,字太白;元末明初人宋濂,字景濂。

五是名和字在当时是近义词。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字孔明;东晋时的陶渊明,字元亮。

 

古人(当然是部分古人,也有个别今人)除了名和字以外,还有别号。名、字和号一般没有意义上的联系。如白居易,号香山居士;王安石,号临川先生;苏轼,号东坡;秦观,号淮海居士:文天祥,号文山;徐宏祖,号霞客;秦形奋,号好古居士、永寿先生。

 

皇帝们还有年号、庙号、谥号,贵族们有谥号,也是非常讲究,十分复杂。

年号是历代帝王纪年的名号,是时代的标志。“纪元”亦称建元,是纪录年度之始。西汉以前,一个皇帝无论时间长短,都是既不改元,又无年号,一元到底,概称某帝(王或公、侯)的某某年。王号纪年比年号纪年方便一些。那时,承袭王位者,也只采用王号纪年,不建年号,如周惠王元年,秦庄襄王二年(前248年)。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封建帝王们出于政治需要,逐渐改变了纪年方式。我国历史上从汉武帝开始建立“年号”,并作为制度传袭下来,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后立即改元,实行年号制度。此后每一位新皇帝登基都要重建“年号”,称为改元,一直延续至清末“宣统”为止。辛亥革命后,所用的民国岁次和袁世凯的“洪宪”仍留有年号的遗迹。历朝所定年号,大多两个字,如汉初建、晋永和、唐贞观、宋元嘉、明万历等等。但也有少数是三个字、四个字以至六个字的。三个字年号是从公元9年王莽的“始建国”开始,之后还有“中大同”和“中大通”等。四个字年号如北魏太武帝的“太平真君”,唐代武则天称帝后采用的“天册万岁”、“万岁通天”,宋真宗的“大中祥符”等。还有六字年号,如西夏景宗的“天授礼法延祚”,惠宗“天赐礼盛国庆”等。
   
封建帝王年号在用词上十分考究,总要经过反复筛选,采撷吉祥字眼,多用“大、太、应、元、天、中、永”等字开头。因此历史上的年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重复现象,如用“建武”作年号的有7个;“建兴”有11个;“太平”做年号的达9个之多;另外“中兴”、“永和”、“永平”、“永兴”、“建和”、“建平”,这些年号分别有6个皇帝使用过。究其原因,有的是皇帝大臣缺乏历史知识,有的是有意摹仿前朝,因而导致年号重复。明清时期,一个皇帝大多只有一个年号,因此,人们可以用年号代称这个皇帝:如万历、崇祯、康熙、乾隆…….
   
庙号是中国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里立宣奉祀时追尊的名号,一般认为,庙号起源于商朝,如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庙号最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周朝确立谥号制度,对君主和大臣的一生作为给予盖棺定论的评价。秦朝时庙号制度和谥号制度予以废止。
   
汉朝以后承袭了庙号制度。汉朝对于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不少皇帝因此都没有庙号。刘邦是开国君主,庙号为太祖(但自司马迁时就称其为高祖,后世多习用之),谥号为高皇帝(谥法无“高”,以为功最高而为汉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汉朝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继嗣皇帝谥号都有“孝”字。两汉皇帝人人都有谥号,但有庙号者极少。西汉刘邦为太祖高皇帝(孝惠帝刘盈上庙号)、刘恒为太宗孝文皇帝(孝景帝刘启上庙号)、刘彻为世宗孝武皇帝(孝宣帝刘询上庙号)、刘询为中宗孝宣皇帝(光武帝刘秀上庙号);东汉刘秀为世祖光武皇帝(孝明帝刘庄上庙号)、刘庄为显宗孝明皇帝(孝章帝刘
上庙号)、刘为肃宗孝章皇帝(孝和帝刘肇上庙号)。东汉另外还有几个皇帝孝和、孝安、孝顺、孝桓四帝有庙号,不过孝献帝时被取消。
   
到了唐朝,除了某些亡国之君以及短命皇帝之外,一般都有庙号。
   
庙号常用“ 祖 ”字或“ 宗 ”字。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 太祖 ”或“ 高祖 ”,如汉太祖、 唐高祖 、宋太祖;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宗”,如 唐太宗 、宋太宗等。但是也有例外。“祖”之泛滥,始于曹魏 。到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
   
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 谥号 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 ,而不称庙号。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可见庙号、谥号都是人死后才有的,而当下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描写当时还活着的帝王将相时乱用庙号、谥号,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一般来说,庙号的选字并不参照谥法,但是通常也选择具有美好意义的字,例如太、世、高、神、圣、仁、睿、明、章等等。从唐以后,王朝的开国皇帝庙号通常为“太祖”,第二代帝王庙号常常为“太宗”。如果王朝帝系发生变化,则其庙号为“世祖”或“世宗”。但是这并不是成例,也并不是通例。以下将中国历史上庙号为太、世的帝王简要摘列如下:
   
汉太宗 文皇帝 刘恒 开国皇帝高祖刘邦庶五子 西汉第五代皇帝;
   
晋太宗 简文皇帝 司马昱 开国皇帝中宗司马睿少子 东晋第八代皇帝;
   
成汉太宗 武皇帝 李雄 益州牧李特第三子 成汉开国皇帝 ;
   
前凉太宗 成王 张茂 开国国王高祖张
弟 前凉第二代国王 ;
   
前秦太宗 高皇帝 苻登 世祖苻坚族孙,苻敞子 前秦第六代皇帝;
   
南朝 宋太宗 明皇帝 刘
开国皇帝高祖刘裕孙,太祖刘义隆第十一子 宋第六代皇帝;
   
南朝 梁太宗 简文皇帝 萧纲 开国皇帝高祖萧衍第三子 梁第二代皇帝;
   
北魏太宗 明元皇帝 拓跋嗣 开国皇帝太祖拓跋跬长子 北魏第二代皇帝;
   
唐太宗 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李世民 开国皇帝高祖 李渊 次子唐第二代皇帝 ;
   
宋太宗 至仁应运神功圣德睿烈大明广孝皇帝 赵光义 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 弟,赵弘殷次子 北宋第二代皇帝 ;
   
辽太宗 孝武惠文皇帝 耶律德光 开国皇帝太祖 耶律阿保机 第二子辽第二代皇帝 ;
   
金太宗 体元应运世德昭功哲惠仁圣文烈皇帝 完颜吴乞买(完颜晟)开国皇帝太祖 完颜阿骨打 弟,完颜劾里本第四子 金第二代皇帝 ;
   
明太宗 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朱棣 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第四子明第三代皇帝 ;
   
清太宗 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 爱新觉罗皇太极 开国皇帝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第八子 清第二代皇帝 。


  
谥号是帝王、诸侯、大臣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而给予一个寓含善意评价、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根据对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表明,周穆王时期,给地位较高或较有身份的死者加以谥号的做法已比较多见。古代除对帝王可以称呼其“谥号”外,称呼大臣、学者名流的“谥号”也是一种尊重的称呼;有些人的谥号由于经常被后人称呼,几乎成为他们的别名,如秦忠献(秦桧)、岳武穆(岳飞)、陶靖节(陶渊明)、曾文正(曾国藩)、左文襄(左宗棠)等。
   
赐谥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要取决于“圣裁”。据统计,西汉到清朝末期,历代宗室、百官得谥者共10473人,而明清两代就有5935人,占总数的57%左右。帝王的谥号一般是由礼官议定经继位的帝王认可后予以宣布,臣下的谥号则由朝廷赐予。
   
谥法初起时,只有“美谥”、“乎谥”,没有“恶谥”。善、恶“谥号”则源自西周共和以后,另外还有“私谥”。谥号的选定根据谥法,谥法规定了一些具有固定涵义的字,供确定谥号时选择。这些字大致分为下列几类:
   
上谥,即表扬类的谥号,如:“文”,表示具有“经纬天地”的才能或“道德博厚”、“勤学好问”的品德;“康”表示“安乐抚民”;“平”表示“布纲治纪”。
   
下谥,即批评类的谥号,如:“炀”表示“好内远礼”,“厉”表示“暴慢无亲”、“杀戮无辜”,“荒”表示“好乐怠政”、“外内从乱”等。
   
“下谥”之“恶谥”:周厉王是一个贪婪的君主,他在位时“国人”发动暴动,他逃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并死在那里,“厉”便是对他予以斥责的“恶谥”。
   
中谥,多为同情类的谥号,如:“愍”表示“在国遭忧”,“在国逢难”;“怀”表示“慈仁短折”。
   
私谥,是有名望的学者、士大夫死后由其亲戚、门生、故吏为之议定的谥号;“私谥”始于周末,到汉代才盛行起来。
   
先秦时的谥号以用一个字为常,也有用两三个字的。用一个字的如:秦穆公、晋文公;用两三个字的如魏安簧王、赵孝成王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议定以“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同时因“谥号“的定夺将形成“子议父、臣议君”的局面,故而废除谥法。嬴政自称为始皇帝,后世则以数计,如二世、三世等等。
   
汉代恢复谥法,而且这一时期谥法制度也日趋严密,朝廷中正式设立“大鸿胪“一职,管理王公列侯的谥法。汉代以后,谥号大多为两个汉字:汉文帝刘恒“谥号”全名为孝文帝,萧何谥为文终侯。
   
唐宋时期为谥法发展时期。谥法一方面成为封建帝王尊大谥以美足其虚荣心的工具,同时也成为驾驭群臣的褒贬手段。武则天时开皇帝追尊四代祖宗的先例,打破了皇帝一、两字谥号的旧例,更开创了皇帝生前叠加谀词上尊号溢美的先例,有的帝王活着的时候可以被奉上好几次尊号。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受尊号为“元圣文神武皇帝”。
   
皇后之“尊号”即“徽号”。如清代同治皇帝尊自己的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上徽号为“慈禧”。徽号也可每逢庆典累加,那拉氏的徽号最后积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多达二十五个宇。

宋代皇帝谥号比唐时更加溢美,而且也开后代予大臣谥二字的定例。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实行重文抑武,因此宋代大臣谥号多以“文”字为荣,终宋之世,谥号为“文”者达一百四十多人,为“武”者仅二十人。
   
明清时期,谥法内容基本固定下来。首先是各层级人员的谥号字数固定下来。明代皇帝谥号为17字,亲王1字,大臣2字,例如 明成祖的谥号为:后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清代皇帝21字,硕亲王1字,大臣2字,例如 康熙帝的谥号为: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从古到今的文人学者们,还喜欢给自己的居室、书斋提名堂号、室号、斋号,用以励志抒怀,别有一番情趣:

南宋诗人陆游晚年命名自己的书斋为“老学庵”,取春秋时盲人乐师师旷“老而学”之意,充分表达他“活到老、学到老”的志向。

清代有位非常谦逊的诗人舒位,其诗歌风格郁怒横溢,颇得龚志珍赏识。而舒位却把自己的知识和创作成就比作大海中的一瓶水,故命名自己的书斋为“瓶水斋”。

鲁迅则在民国14年(1925年)把自己的书屋命名为“绿林书屋”。因为鲁迅支持学生运动,时人称之为“学匪”。鲁迅认为这诨号有杀机和“可死之道”,便索性以“绿林”命名书屋,以回击那些“正人君子”。

爱国诗人柳亚子淞沪抗战时避居上海法租界。当时,环境十分险恶,行动极不自由,其书斋借王船山“七尺从天乞活埋”之意。命名为“活埋庵”。

著名文学家、画家丰子桤,1926年住在上海江湾永义里,他命名自己的房间为“缘缘堂”。解放后定居上海陕西南路长乐村,他经常坐在四面玻璃、上有天窗的书房里,看到日月运转、月朗阳艳,思绪万端,便命名书房为“日月楼”,寓意“解放后普遍地光明、日月普照”。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字了一)把书斋命名为“龙虫并雕斋”。这里雕龙指专门著作,雕虫指普及读物。他写了一部近30万字的《汉语音韵学》,为方便一般读者掌握要领,又写了10万字的《汉语音韵》和3万字的《音韵学初步》出版。他还写了一部60万字的《汉语诗律学》,也与《诗词格律》、《诗词格律十讲》配套为大、中、小3种同读者见面。

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的居室名“静虚村”,有人望文生义误认为平凹先生崇尚老庄,追求静虚玄远。谁知平凹笑着回答:“我刚从山里搬到西安时,住在城北方新村,地方虽小,却很安静,我就起名‘静虚村’,静是心静,虚是心宽,包容大,哪里想到什么老庄?”

于是,有好事者在文人们的堂号、室号、斋号后面加上“先生”或“主人”等字,作为文人们的尊称,如老学庵主人、缘缘堂先生、好古堂主等等。

 

名人们除了励志书怀,题名堂号、室号、斋号以外,还喜欢改名字,就笔者所闻如华佗、孙中山等人的改名故事也是趣味性十足:

汉代名医华佗,原名华敷。由于其医术高明,民间尊他为药神——“阿伽佗”,即华佗。因为在梵语里“阿伽佗”即药神,译音为华佗。

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幼时名帝象,稍大后取名文,号日新。1886年,根据“日新”的粤语谐音,改名逸仙。大家都知道的孙中山一名由来,还有这么一段轶事:18977月孙文离英东归,8月到达日本横滨,当时孙文已被当作“谋乱分子”而闻名海内外。他一到横滨,就受到清政府驻日使馆的注意。日本革命者平山周在替孙文填写旅客簿时,因怕填写真名惹出麻烦,想起他们来时曾经过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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