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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王十月的长篇小说《烦躁不安》

“打工文学”的新拓展

——以王十月的《烦躁不安》为例

从十六岁离开家乡第一次步入城市打工,王十月就感觉出了内心的孱弱与对周围世界的敬畏和惶恐。他曾说,“对于城市的敬畏与不安,远远胜过了内心深处对城市生活的渴望。”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敬畏与惶恐,才让他从最初的打工流浪记者成长为今天颇受文坛瞩目的打工文学作家。

从处女作《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开始,到《印花床帘》、《九月阳光》、《纹身》,再到《祭红》、《烦躁不安》,王十月始终迷恋于书写现实生活中底层小人物的无奈与挣扎。他的小说触角不但深入到了打工人日常的生活状态之中,更是深入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如果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文学仅仅沉溺于打工场景及琐碎故事的简单描写,那么王十月的写作无疑拓展了打工文学的精神视野,他深入了打工人更内部的人性和精神困境。通读王十月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其字里行间往往回荡着一种深切的悲悯情怀,这种情怀既“能像手术刀一样剖开我们内心的幽暗地带,又能像火把一样把我们内心的幽暗照亮。”

2004年,王十月的长篇代表作《烦躁不安》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部旨在“揭示底层打工族的灵魂沧桑,书写当代都市人的精神困惑”的小说,曾被诩为“打工文学有史以来最有特色、最具文学品质的一部长篇,是打工一族的〈废都〉”。尽管这部小说摹仿贾平凹《废都》的痕迹过于明显,但我仍然认为它是一部值得解读的文本,因为在这部作品里,王十月对打工文学进行了新的叙事探索,也带给了我们新的阅读期待与小说精神。

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九年,地点是南城。小说通过对南城几位文化人和打工人跌宕命运的抒写,反映出市场经济浪潮中处于社会底层的打工人的生活现实。作者的重笔落在打工记者孙天一身上,这位在南城著名的《异乡人》杂志工作的流浪记者,因乐好助人而卷入一场一元钱的官司之中,并因此在能改变命运的外来工十佳评选中败北;之后他又深陷妻子谢香兰、红颜知己简洁如、同居女友阿涓等三个女人的情感纠葛中不能自拔,其命运随之发生一系列的变故。于是他幻想沉溺于情场之中以摆脱无奈现实的负累,但这些女人却与他演绎出一幕幕生活的悲剧。他最后的结局——死于南城名画家、爱上了他的同性恋者天佑的刀下。

初读《烦躁不安》,似乎其中写的无非就是南城这座打工之城里处于底层的饮食男女,但王十月却将人生社会的大道寓于繁琐的人情世态的摹写中,他将文学还原为生活,写出了矛盾的生活状态。小说里的孙天一,虽然生活在南城这座现代化都市之中,精神上却无比向往与敬畏老子的《道德经》,并始终以此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生活准则。然而沉重的现实生活,无情地击碎了他心灵中超脱于物质之外仅存的那一份美好,追求挣扎过后归于失落和孤独。在全书富于底层生活情调的叙述中,我们能看到的是理想的沉沦,人性的泯灭,打工人生活的无奈与心境的悲凉,整部小说笼罩在烦躁不安的情绪之中,而且是一种深层次的惶惑、不安、浮躁与迷茫。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天一的幸与不幸,都不仅仅只是他一个人的。纵观人类历史,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总会以部分社会底层者的利益为代价。小说中的孙天一、天佑也好,温志国、王韵也罢,乃至香兰、阿涓、宋可等等,在南城这座城市中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他们犹如一个个“多余人”,流浪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为了能真正融入这座城市,他们苦苦追求,苦苦挣扎,然而“打工人”的角色注定了他们虽身在此城,心却只能“生活在别处”。

就小说故事而言,《烦躁不安》无疑是引人入胜的,其情节的起伏不止,也颇能抓住读者的心。但我尤为看重的是,这部小说更真实、更切近地写出了都市打工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困惑,摈弃了为打工文学而文学、为底层写作而写作的虚伪姿态。真实的社会显现出真实的背景,真实的故事属于真实的人,真实的美丑引发真实的爱憎,真实的情感流露出真实的语言动作。孙天一坚守传统道义,却在强大的物欲面前无可奈何;阿涓想改变自己打工的命运,却不得不出卖自身的肉体。正是这些真实因素的存在,才让这部小说如此让人感慨,让人唏嘘。小说笔触的焦点,在上述底层中的打工人。王十月异常熟悉这些人,如同熟悉他自己。因而,他能写出这些渺小人物苦难命运背后的内心世界,写出这个社会上层人平常轻易看不见的东西。

《烦躁不安》对打工文学进行新的叙事探索,彰显出由早期打工文学的浅显走向成熟。一方面,这种成熟既表现在故事的叙述方式上,又表现在人物的塑造与情节的构造上。小说采用多重视角进行叙述,多条线索交叉并行,情节摇曳多姿,人物塑造入木三分,近于无褒无贬,又似亦褒亦贬,整部小说一气呵成,直逼读者心灵,读来畅快淋漓。另一方面,这种成熟表现在小说由生活表面深入精神肌理。《烦躁不安》通过对世纪末都市生活中异常广泛的社会现象毫无讳饰的真实描写,表现出都市底层打工人的人生悲剧与精神悲剧。此外,小说中对“性”的描写,也值得我们深思。王十月在《烦躁不安》中写了孙天一与妻子香兰、红颜知己简洁如、三陪女阿涓等三个女人之间的爱。孙天一和妻子香兰的爱是一种俗世的性爱;他和简洁如的爱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因此他们最终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爱;而他和阿涓之间的爱,就纯粹是一种肉欲的狂欢。孟子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也是人性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但遗憾的是很多打工人连这种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如果得不到,就会成为人性的障碍。所以小说情节发展到后来,妻子香兰离开了孙天一,红颜知己简洁如也离开了他,连三陪女阿涓也因他而失去了生命。然而在王十月的小说《烦躁不安》中,这些障碍显然不是主题,其中的性描写,也绝不游离于情节之外,而是作者挖掘和表现人物的一个基点与尺度。小说的真正主题,还是作者对生活在都市里的底层打工人生存状态的精神反思。其中一个重要的逻辑便是:同样是在南城这座城市,东城与西城的生活为什么会有天壤之别?这种逻辑,用王小波的话说就叫做“黑色幽默”。

而《烦躁不安》在对打工文学进行新的叙事探索上体现出来的小说精神,即是其中的悲悯情怀。同样是来自湖北的作家刘醒龙认为他的文学观,可以用他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标题予以概括:《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刘醒龙认为,最朴素的东西,往往是最深刻的。作家南翔也认为,“当下小说的悲悯性主要由苦难、无奈、见怪不怪的荒唐以及恤人惜物的温婉构成。”这种悲悯性体现在《烦躁不安》中,便是王十月能够在感人的细节上营造氛围,在生活场景的叙述中饱含情感力度。如小说中孙天一对其他打工妹的关照,和简洁如之间超越性爱的情谊;还有身为三陪女的阿涓,虽沦落风尘却也渴望真实可靠的爱情,等等。

《烦躁不安》之后,王十月陆续创作了《活物》、《31区》等长篇小说,尽管其写作技巧与手法越来越成熟,但作为一部“揭示底层打工族的灵魂沧桑,书写当代都市人的精神困惑”的小说,《烦躁不安》的价值是多重性的。它不仅写出了底层生活的本真,还让王十月的写作开始有了比较自觉的底层意识,有了他们这个阶层的文化自觉。其笔触深入到了对社会转型期感同身受的生存困惑、道德困扰、文化冲突、人性尺度,甚至人类永恒的精神归宿等终极问题的追问,字里行间给人以灵魂的震颤,具有丰富而厚重的表现力。这无疑是他在对打工文学进行新的探索之后所获得的超越。

我更喜欢他的《三十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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