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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特区成立30年,别忘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没起步

作者:邱震海" z8 X0 s# Q1 j

7 N$ p! F/ H, f, p) U2 B 现有的“中国模式”究竟是否可持续发展?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如何与世界对话和沟通?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究竟将给人类带来哪些正面的贡献?这些都是30年前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进程时所没有遇到,甚至也不可能预见的问题。1 ~7 j/ }8 I1 s* E6 l- O% ^# c

, s/ h8 x& h# H  8月18日,是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发表30周年30年前的这一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尤其提出党政分开、党委集体领导、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修改宪法和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等问题。1 D- V' d7 h8 L; g- K% r$ T7 ~9 ?
  30年过去了,当年邓小平提出的问题,依然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难题,而且当年邓小平预言的矛盾和问题,今天都正以不同的方式一个个地呈现出来;而邓小平八十年代指出的“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深入不下去”,今天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现实中,也正以不同的形式、相同的逻辑,然而却是更为密集和激烈的形态呈现出来。/ E+ z" Z- a4 j& }7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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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30周年的纪念日以及这个讲话的许多精神,今天似乎有意无意地被人淡忘了,但中国改革的深层逻辑,以及由改革所带来的成就、困境和更大的困惑,却逼迫人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不然,未来30年中国的道路将走得颇为艰难和茫然。7 s6 P2 |6 Y$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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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没有预见到的东西; ^5 D7 k8 c7 c

; Q# m2 G2 l: a9 G, s5 M1 l  在这个时刻,似乎不必再讨论为什么邓小平30年前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依然是一道无解的方程式。只要是伴随过去30年中国一路走来的人们,以及与今天的中国现实仍有接触和感知的人们,都会深知其中的艰辛和无奈,也能对这份无奈抱有一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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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问题是,当年邓小平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中国及其置身其中的世界格局与今天截然不同。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还只是文革结束后的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即便如此,当时邓小平已敏锐意识到一旦开启改革开放进程,必然面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匹配问题。但从本质上说,当年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关注焦点只是面临改革开放的中国,以及如何使中国尽快追赶先进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0 i% n7 Y( ~$ J/ ~2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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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30年后的今天,当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越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时候,尤其是当世界对日益崛起的中国感到疑虑、不安和警惕的时候,“中国模式”究竟将呈现何种面貌?现有的“中国模式”究竟是否可持续发展?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如何与世界对话和沟通?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究竟将给人类带来哪些正面的贡献?这些都是30年前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进程时所没有遇到,甚至也不可能预见的问题。5 P0 Q) s0 W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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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个必然受制于历史时空背景的政治人物。他的伟大不但在于敏锐看到当时中国政经体制的弊端,并勇敢开启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而且他还以和平与对外开放的手段,将改革开放的使命嫁接到自“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之中。无论是从他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还是从他对香港“一国两制”的设计中,人们都可以看到邓小平在他的爱国情怀、国际视野背后的历史高度和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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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k% O" z  v0 p/ m  但邓小平毕竟在13年前就离开了人世,他没能亲眼看到由他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在21世纪头十年结出了中国崛起的果实,也没有看到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全新的国际背景,以及在这一背景之下的中国自身改革的战略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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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政治框架:东方能贡献些什么?+ k: G6 r& H0 ~0 S

, G3 [6 \" ~& C" z  z  30年前的邓小平预见了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必然深化不下去。这一现实不幸被言中。但他无法预见,30年后崛起的中国,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由中国现代化为代表的整体东方现代化,也将遇到一系列深层的困惑。2 [5 k# n& s+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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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承认,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土地上,凡是物质现代化都需要有一个政治框架的保障。在过去数百年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上,法治、公民自由和政治民主被证明为是适合西方现代化的政治框架。在东方文化土壤上,中国的现代化是迄今对东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唯一产生深刻冲击的趋势。因此,东方的现代化究竟能为人类贡献些什么?这是随着中国崛起,东西方人们都在同时思考的问题。: U% Q: h8 u, W, Y$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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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曾说过:“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1世纪初的今天,毛泽东当年的这句话,似乎又可以有一些新的诠释和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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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多年前“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知识分子曾提出“器物、制度、文化”的命题。过去30年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还只是在“器物”领域里探索;所谓的公平正义和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是在“器物”和“制度”两个领域之间游移和寻找新的支撑点。未来若干年,中国现代化能否在制度层面找到可持续的支撑点,既保证中国现代化的持续成功,同时又逐渐向“文化”层面过渡,亦即东方现代化对人类在制度和价值层面的贡献,这将是一个更为艰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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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人们也许可以有另一些的思考。(作者:邱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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