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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序:守望《玉米》

李敬泽序:守望《玉米》

 2001年4月,毕飞宇发表了《玉米》。从那时起,在文学界,人们频繁地提起“玉米”:“看‘玉米’了吗?”“你觉得‘玉米’怎么样?”局外人听来,好像人人家里种着一片地,地里长着玉米。

  十几年前,莫言写出了《红高粱》,因为这题目和这小说,“高粱”这种贫贱的作物焕发出神奇的光芒,从此,提起这个词,我们会想起刺目的血、妖冶的绿,想起丰饶而残忍
  

的大地。

  ——汉语之美、汉语之深厚和微妙,就在这一个一个的词,它被念出来,然后余音不绝,因为诗人和小说家们把层层叠叠的经验、梦想和激情写进了这个词里。

  “玉米”也是贫贱的作物,在北方和南方,在平原和山地,玉米构成了乡土中国的基本景观,它太普通,太常见,提起玉米也许只会引出某种关于日常生活的记忆:它曾是我们童年时代的主要食物。但毕飞宇把这个词给了一个女人,他让“玉米”有了身体,美好的、但伤痕累累的身体,他还写了“玉秀”和“玉秧”,那是将要成熟的玉米和正在成长的玉米,从此,在“玉米”这个词里、在玉米的汁液中就流动着三个女人的眼泪和血和星光般的梦。

  《玉米》、《玉秀》、《玉秧》,毕飞宇是一篇一篇写的,我估计,他原本只是想写《玉米》,最后形成这样一本书可能并非他的初衷。但也许就在写《玉米》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玉秀和玉秧,这两个女孩子站在玉米身后,被光彩夺目的姐姐遮蔽着,毕飞宇察觉到她们身上存在着某种可能性——小说中的人和生活中的人一样,每个足够活跃的灵魂都有一种冲动:要展开自己的故事,要从别人的故事里冲出去,开辟自己的天地。

  小说家如同专制的家长或严谨的导演,他必须镇压和消除这种“自由主义”苗头,必须让人物各就其位。所以,在《玉米》中,毕飞宇没有向玉秀和玉秧让步。但是,作为小说家的毕飞宇有一个决定性的特点,那就是他对人、对人的性格和命运有不可遏止的好奇,当他意识到那两个女孩在阴影中暗自酝酿着激情,跃跃欲动时,他终究无法拒绝她们,他必须提供机会让她们动,让生命自行其是。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书,它由三个相互联系的故事构成,由三个不同性格和命运的女人构成,它不是传统意义上具有统一、强制、封闭性的结构意志的“长篇小说”,它更像是一次追逐:小说家被人的自由、人的魅力所引导,欲罢不能地追下去。

  所以在这本名为《玉米》的书中,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人”,令人难忘的人。姐姐玉米是宽阔的,她像鹰,她是王者,她属于白天,她的体内有浩浩荡荡的长风;而玉秀和玉秧属于夜晚,秘密的、暧昧的、交杂着恐惧和狂喜的夜晚,玉秀如妖精,闪烁、荡漾,这火红的狐狸在月光中灵俐地寻觅、奔逃;玉秧平庸,但正是这种平庸吸引了毕飞宇,他在玉秧充满体积感的迟钝、笨重中看出田鼠般的敏感和警觉。

  三个人,三个女人,她们生长于田野,她们都梦想远方。但通向远方的路崎岖、艰险,三姐妹中玉秧走得最远,她的所到之处却是幽暗、逼仄的“洞穴”;在她们脚下和心中横亘着铁一般的生存极限,她们焦渴、破碎于干旱坚硬之地。

  ——通过对“极限”的探测,毕飞宇广博地处理了诸如历史、政治、权力、伦理、性别与性、城镇与乡村等等主题,所有这些主题如同血管在人类生活的肌肤下运行。对我们来说,读《玉米》是经验的苏醒和整理,上世纪70年代的乡土和城镇、那时的日常情境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

  所以,这三个女人属于过去时代,那个时代塑造了她们的命运;但她们又属于现在和未来,因为她们来自“中国经验”中最令人伤痛、最具宿命意味的深处——在古老乡土和现代进程之间、在历史和生活之间,“个人”何以成立?她(他)的自由、她(他)的道德责任何以成立?我们从《玉米》中、从那激越的挣扎和惨烈的幻灭中看到了“人”的困难,看到“人”在重压下的可能,看到“人”的勇气、悲怆和尊严。

  《玉米》的另一个可能的名字也许应该是《三姐妹》,这个和《玉米》一样朴素的名字让我想起契诃夫,想起他对俄罗斯大地上那三个女人的深情守望。

  是的,守望,守和望,守着人、望着命运,这是作家的古老姿态,毕飞宇把这种姿态视为写作的根本意义所在——

  我想起2001年初,毕飞宇在电话里没完没了地对我谈起“玉米”,这个词和这个女人,他不可自拔地沉溺其中,他爱她,她将因此而荣耀……

  再往前二十年或三十年,在江苏北部的乡村,一个瘦的、黝黑的孩子,他注视着无边无际的田野,泪水涌上他惊喜的眼睛,我听到他说:“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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